2020年，山西省在忻州市河曲县等地开展人口小县改革试点。经过改革，河曲县3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2个，186个涉改事业单位整合为40个，1964名事业编制核减为659名，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福利等支出每年减少1.33亿元。（近日《每日经济新闻》）
在中国，自秦确立郡县制以来，县便一直是治国之根本、理政之础石，地位无可替代，作用举足轻重。即便是在现代治理架构内，县作为权力完整、功能完备、组织健全的一级基层政权，其善治水平，直接关系到大局稳定、民生福祉。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是对基层治理压力的形象比喻。不过，科层制体系之下存在的悖论之一，是基层部门的工作任务和组织规模往往不成正比例关系。同样是教育部门，县教育局的编制数往往会远远低于市教育局、省教育厅，但其承担的事务非但没有比省、市部门少，反而只会更多。事多、人少、责任重，这样的现实导致基层部门往往要依托与之相关的事业单位作为“外手”，才能应付繁杂的工作任务。以教育部门为例，比较简单的办法便是从下属众多的高中、初中乃至小学等通过借调等方式抽人上来帮忙。
不过，除了上述结构性问题引发的必要变通之外，在基层，也的确存在另一种因为治理细碎、配置失衡导致的机构和人员冗余现象。不像古代的“六部”，现代治理强调的是专业化分工，一个县级政府，政府部门即便再少也有十多个，加上党委、人大、政协和人民团体，至少也有二十多个。每个党政机关几乎都下辖有事业单位，如各种所、站、中心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一些事业单位由于编制管理不严，导致人员逐步膨胀，引发超编。这些机构，有些确实是社会运行之必需，有些则是可有可无，平时管的事、做的事、提供的服务也很少，但每年消耗的财政资金却一分也没少。有的人忙到昏天黑地，有的人闲得无所事事，成为一些地方基层治理的怪状。特别是在一些人口小县，一张报纸、一杯茶的悠然自得，仍然是不少公务员的真实写照。
从这个意义上说，河曲县等地通过开展人口小县改革试点进行大刀阔斧的精兵简政，是一种基于现实需要的有益探索，对于优化配置治理资源、减轻财政供养负担，具有先行先试的创新价值。由于涉及个体乃至群体的切身利益问题，这场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当然，现在的改革不是减量改革，不是要砸谁的饭碗，而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把蛋糕分得更加公平合理一些。毕竟，基层财政供养人员过多，投入到民生等领域的钱就会减少，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落脚于这场改革，就是在现有的大盘子内把人放到更加需要的地方。河曲县对于事业单位超编人员，主要推动他们下沉到村（社区）一线担任“两委”干部和网格员等。应该说，这一招既为超编人员找到了出路，又充实了基层治理力量，可谓一箭双雕。
相较于社会结构呈橄榄型的大城市，县域社会结构更多呈现哑铃型，公务员、教师等职业更加吃香、备受青睐，这也导致这些地方的公家单位有着更加强烈的体量膨胀动力，更加需要以简政“瘦身”实现治理“强身”。无论河曲县等地的改革经验是否会在更广范围内推广，其最大意义都在于，只要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不断运用科学有效办法，不仅冗官冗员的顽疾固弊必将会得以根除，基层治理的澎湃活力也会在这一过程中被真正激发出来。
□南方农村报特约评论员 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