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大规模流动背景下,农民群体在加速分化。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长期调研发现，依据收入来源，可以将农村青壮年群体划分两大部分:一是长期外出、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工,他们的小孩和父母可能随迁进城,也有可能留守村庄;二是在乡村内部长期从事农业兼业经营的“中坚农民”,经济社会关系主要在乡村。与农民工和工商资本不同，中坚农民有三种独特的禀赋,决定了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可靠支撑力量。第一,这一群体长期生产生活在农村,具有“身体在场”的社会优势,是最接近农民、最理解农民、最了解乡村振兴需求的群体。第二,他们有较多的人力、经济和社会资本,是农民认可的经济社会精英,是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的主要参与者。第三,他们有较为积极的社会态度,与外出农民工利益诉求高度一致,是农村基本制度安排和乡村振兴政策的受益者、支持者。
河北省迁安市扣庄镇田庄村农民在大棚内利用直播的形式推介草莓 牟宇/ 摄
中坚农民是农民流动过程中形成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村农业,其收入并不低于外出务工,使外出务工与回流务农实现动态平衡,缓解农村“空心化”困境。这部分群体构建了中国特色的渐进城镇化秩序,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协调发展。一个年轻的农民工可能难以短时间融入城市,也难以获得体面的城市工作,但是可以通过捕获市场机会、精心谋划经营、学习职业技能,在农村获得不低于农民工的中等收入水平,这种预期有利于增强农民流动的多样性和农村社会的稳定性。对于一些由于主动或被动原因不外出务工的农民而言,回乡就业创业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乡村生活成本较低,中坚农民能提升乡村生活质量。不同于受雇,中坚农民在农村自主经营、获得良好收入,乡土地位也较高。调查发现,中坚农民作为新群体,其内部容易形成紧密互动的职业共同体,有共同的利益、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规范,提升了这一群体的吸引力。依靠现代通讯方式、政府扶持政策以及乡土地域认同,中坚农民的地位正稳步提高。中坚农民和农民工的关系是良性互动的。在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分户承包的,中坚农民扩大经营规模所需土地主要来自农民工家庭,二者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关系，在实践中具弹性特征：农民之间的土地流转具有可逆性,大多是不正式的、没有土地流转期限的口头租约，农民工和中坚农民是村庄共同生活的亲戚、朋友,具有天然的沾亲带故关系。这种弹性土地关系,一方面确保了农民工家庭生计的安全,另一方面降低了中坚农民租地的成本,对双方都有利好。当前村级组织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村治精英的流失,影响各类国家资源下乡、各类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相对于留村的老弱病残,中坚农民是农村中的经济社会精英群体。中坚农民是村干部的合适人选。中坚农民参与村庄治理是有动力的，因为良好的治理不仅关系他们在村农业经营的收益,还关系到生活质量。农业经营需要大量公共品,如机耕道、水利、电力;农村生活质量的提高离不开人居环境整治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些都需要有人组织。调研发现，中坚农民有的已经被选入村两委或作为后备干部,政府也鼓励村干部成为一个中坚农民，发挥表率作用。一部分没有入选村两委的中坚农民成为村庄党员、村民代表,作为基层治理的积极分子,代表农民群众表达公共品供给偏好、监督财政支农项目、提议解决各类“最后一公里”问题。正如湖北省钟祥市曙光村党支部书记所言：“未来的趋势就是这样,要么是大学生村官驻村,要么是培养长期稳定在村、有闲暇时间、愿意为村庄出力的农民。”相对于大学生村官的流动性,把中坚农民培养为村干部更具可持续性。在曙光村,6个村干部中有5个属于中坚农民。现代农业发展离不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比较工商资本(农业企业)和中坚农民,我们发现中坚农民能够推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较好地激发“三农”发展的主体性活力。调查发现，工商资本采用现代化的方式从事大规模农业经营,主要服务于产前、产中、产后。它是从外部进入农村的,其活动空间一般在集镇或县城,经济基础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农业加工业、农业旅游业等二三产业。工商资本也可能进入直接生产环节,这主要不是在粮食产业,而是在农民竞争力不足、新兴资本密集型农业领域,比如苗木产业等。中坚农民则利用各类资源展开经营、种植、饲养以及各类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其活动空间一般在村庄或集镇,主要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均在乡村,占有资本往往在几十万元以下。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转移较为充分的东部地区,中坚农民通过土地流转掌握的农业资源已经占到70%以上。在安徽东部的芜湖市繁昌区平铺镇,有150户为50亩~300亩之间的中等规模家庭农场,他们构成了农业经营主体的主力。中坚农民掌握着大多数土地资源,意味着引领农业发展有了可靠的基础。其主要原因是中坚农民具有较强的农业经营能力。他们的经营行为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大量应用机械化及农业技术,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可能。如在南方农村的水稻插秧环节,中坚农民应用插秧机,把单个劳动力的日完成插秧亩数提高了5至10倍,增加了家庭经营面积的上限。二是中坚农民的家庭农场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提高了亩产量和土地资源利用率,这不同于雇工的企业型农场。(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