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诱证人、诬告公证员、威胁律师、交易时收走手机...这些电影中才会出现的情节，在这个案件中真实的发生了。
这是一起关于取证及商品粮抗辩的典型案例。
事情发生在江苏省盐城市某S县的一个院落。2017年9月，明天种业公司代理人、公证人员与委托购买种子的当地农户一行人来到此地，购买J公司销售的“淮麦33”。并且悄悄拍摄院落及门牌、“淮麦33”的售价等照片。他们在暗中收集证据资料。
随后，一纸诉状，明天种业公司状告J公司销售“淮麦33”的行为构成侵权。提及一审时，明天种业公司法律顾问表示印象深刻，因为证人在法庭上当场翻供了。对方辩护律师将取证时委托购买种子的农户带到现场，声称取证时购买的并不是“淮麦33”的种子，而是商品粮，坚持J公司并未对“淮麦33”构成侵权事实。
这与当时取证后现场询问笔录中的“情况说明”前后矛盾。法律顾问对此十分无奈，他表示，品种权侵权维权中，最难的就是取证，最关键的也是取证。他们公司蹲守多日，好不容易找到机会，联系公证人和当地农户一起去J公司的仓库购买“淮麦33”种子、收集侵权材料，抓紧机会做好笔录。未成想，当侵权证据递交到J公司手中后，购买种子的当地农户受到利诱或者威胁，在庭审时翻供。据代理律师讲述，还有当事农户不堪“骚扰”，已经离开当地去了别处打工。幸好，法院是公正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证书，才是他们判断的依据。“法官不会相信他们前后矛盾的一面之词的！”法律顾问说。一审法院依据证据材料和《种子法》相关规定判决J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权种子，赔偿明天种业公司经济损失100万元及案件受理费。彼时，J公司并没有放弃挣扎。他们一边去公证处闹事，一边上诉。在证据确凿的时候仍然拒绝承认违法事实。据明天种业公司代理律师回忆，除了带领一群“自己人”去协助购买种子的农户家中利诱威胁之外，J公司还将举报信递交至各检察院、政法委和纪委，诬告公证员私下收费、与当事人同吃同住同行，起诉钟山公证处（开具本案公证书的公证处）公证书不符合法律，要求撤销。更有甚者，在二审结束后，当面扬言要让两位代理律师身败名裂。与此同时，J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坚持上诉。J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关于明天种业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认定错误，认为明天种业不享有独占实施该品种的权利；且判决确定的赔偿金额无事实依据，数额畸高。并且，他们认为两份定案公证书涉嫌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由于无法提供具有力证据，2020年7月，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结果并无不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长达4年的漫漫维权路才终于敲锤定音。“这个案子真实地反映出，植物新品种权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北京农科律师事务所任晓东律师说。本案的胜诉判决开创性地解决了一个植物新品种侵权的难点问题，即“如何认定以销售商品粮方式销售侵权种子为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的问题，法官通过案涉交易价格、交易地点、交易方式等综合判定其交易标的是“种子”而非“商品粮”，从而认定J公司构成侵权，这对植物新品种权维权提供了一个优秀的指导案例。那么，二审时，法院为何会维持原判？我们针对J公司提出的质疑逐个分析。首先，本案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明天种业经淮阴农科所许可，获得“淮麦33”小麦种子独占实施的权利，双方在独占实施许可合同中约定了独占实施的范围、维权方式、授权方式，约定了品种权使用费金额及支付方式。因此，明天种业享有独占实施该品种的权利，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涉嫌侵犯其独占实施许可权利的行为提起诉讼，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那J公司是否销售了“淮麦33”小麦种子，侵犯了明天种业公司所享有的独占实施的权利？从具体的销售过程看，可以反映出J公司销售的是“淮麦33”小麦种子。1、J公司的名称为种业公司，其经营范围为农作物种子生产和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销售，说明其经营的内容为种子的生产和销售，而非商品粮的生产和销售。
2、公证取证的地点为J公司的住所地，也是其经营地，J公司并无公开对外销售的门面，又储存有大量的产品，却关闭其大门，看似未对外经营，实际又可对外销售，较为反常。
3、在购货人员要求购买种子时，J公司人员先否认有种子可售，只销售小麦商品粮，却又打开大门让购货人员进入交易现场，表明了继续交易的意愿，也不正常。
4、在进入J公司经营场所后，现场人员的手机均被收走。这种对交易对方极不信任的反常行为，直接目的是禁止对方录音、录像、拍照。只有存在不愿为外界所知的内容，才会采取这种特殊的限制手段。
从销售价钱看，公证员两次购买产品的价格分别为每斤1.65元和每斤1.7元，而国家发改委公布的2017年生产的小麦（三等）最低收购价每斤1.18元，江苏省2017年符合标准的一等小麦挂牌收购价为每斤1.22元。该价格远远高于当年商品粮的收购价格，印证了J公司销售的是“淮麦33”小麦种子。明天种业公司取得独占实施许可权的品种权使用费为1031万元，平均每年的品种权使用费为68万余元，衡量在J公司实施侵权行为当年的品种权使用费，应当超过68万余元。J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注册资本数额大，反映其经济实力较强。实施侵权行为已相当熟练且具有隐蔽性，生产、销售“淮麦33”种子数量较大，销售区域为该品种适宜种植的主要区域之一，对明天种业产生的损害、对社会产生的危害均不小。且在已经知晓明天种业先后2次起诉追究其侵权民事责任的情况下，仍在诉讼中拒绝承认销售事实。在一审法院调取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后，才不得不承认销售的事实，转而辩称其销售的是商品粮而非种子。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法院认为，判定J公司赔偿明天种业公司100万元，并无不当。
在维权中，数量鉴定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大家。涉及侵权的种子到底有多少？除了可见的店面销售的数量，侵权企业仓库中还有多少涉事种子，难以估量。
“现在，很多侵权公司都了解我们取证的方法，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反取证’套路。”法律顾问说，由于很多地市政府、执法部门、执法人员对种子经营许可、侵权标志标签等信息认知程度参差不齐，在当地举报、查处侵权门店的工作业很难进行。未来，维权取证的路是否会更艰难、更漫长？答案是否定的。随着新《种子法》的施行，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及保护环节扩大，惩罚性赔偿数额增加。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植物新品种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这个数额变化很大，由2000年的五十万元，到2015年的三百万元，今年，赔偿数额继续加码，上升到五百万元。”法律顾问解释道。现在，整个种子行业对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意识显著提高。任晓东律师表示，品种权侵权的执法和司法环境进一步改善，侵权势头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种子企业规范经营意识进一步增强，这都得益于新《种子法》的施行。因植物新品种权维权工作的复杂性，除了政策加持，品种权人要想从源头规避风险，需要从几个方面加强防范。任晓东律师提出了4点建议，助力品种权人更好地保护其品种权和打假维权工作。第一，保护好亲本种子不流失；第二，选择较为稳妥的繁育单位；第三，市场维权和繁育基地维权相结合，多维度多途径维权；第四，善于结合公安机关、农业行政执法单位，以刑事、行政、民事诉讼等多种手段维权。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植物新品种权交易市场、交易环境、品种权授权和交易的价格形成机制等不成熟、不规范、不完善的现实情况，也对我国形成公平的植物新品种权市场秩序产生一定的制约。为了推动公平的植物新品种权交易市场的形成，进一步改善种业维权环境，防止国有植物新品种权的流失，任晓东律师表示，“各有志之士应加强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共同推进我国种子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明天种业公司副总经理胡玉成提出，《刑法》中也有针对销售伪劣种子的罪名，明确提出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的立案标准为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且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所以，《刑法》中将造成重大损失的种子才称之为“假种子”，而《种子法》中，只要是没有标识标志的种子，就是假种子。
不同的定义标准，对企业在被侵权时收集取证的方向有一定的影响，也决定着案件的判决力度。换言之，生产销售伪劣种子，很难刑事立案。“现在对种子纠纷案件的判决，一般不通过刑法来定罪量刑。都是先通过行政处罚，再进行民事赔偿，来追究责任。”胡玉成说。那未来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对漠视法律、罔顾公证、情节严重的案件判决该如何定夺，才能让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还需要进一步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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