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去讲乡村振兴，否则就没有意义”；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现代化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实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突出实效性改进乡村治理。围绕相关内容，南方农村报专访了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提出“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求好不求快，把握乡村建设的时度效。”吕德文认为，此次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把握乡村建设的时度效”的说法，是对过去几年乡村建设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纠偏。“近几年一个不好的取向是，一些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得比城市还好。”吕德文认为，“大跃进”式的乡村振兴不符合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不符合一个社会的正常形态。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吕德文指出，中央一开始就有“三步走”的设计，其中第二步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第三步才是到2050年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达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去讲乡村振兴，否则就没有意义。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立足村庄现有基础开展乡村建设，不盲目拆旧村、建新村，不超越发展阶段搞大融资、大开发、大建设，避免无效投入造成浪费，防范村级债务风险。对此，吕德文建议：一方面，乡村建设主要服务的对象应该是留守在农村的农民，要在养老服务设施、农业基础设施等方面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让农民、农村也能够享受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另一方面，乡村建设要以普惠性投入为主，且要适可而止。警惕脱离实际的“强富美”，杜绝“大跃进”式的规划，垒高地方债务。“缩小城乡差距的最好办法还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吕德文强调，中国目前还处在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当中，快速城市化还有一段时期。通过提高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水平来实现乡村振兴，以城市带动农村，而不是单纯依靠乡村自身的发展。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重点强调开展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推行村级基础信息统计“一张表”制度，减轻村级组织负担。基层进入超负荷治理的状态，问题出在哪里？吕德文认为：一是国家治理的事务的数量、类型均在增加。脱贫攻坚、环境治理、扫黑除恶等需要集中投入治理资源，村干部专职化、坐班制成了常态；二是国家治理的标准和要求不断提高。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规范化程度提高，“既要又要还要”导致基层工作量显著增多；三是一些很难识别也很难承担的基层事务进入国家治理的轨道。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私事和细事，如村庄保洁被纳入政府环卫体系，由政府兜底去做，反而给农民造成了依赖思想。“包办代替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非常普遍，本来应该是村民自治的范畴。”吕德文指出，现在村民自治的行政化趋势比较明显，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增加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还耗费了大量的行政资源。“进入社会治理的层面，就要承认每个村民的差异性，不能搞一刀切。”吕德文说。吕德文强调，基层减负的关键是要让基层组织回归到自治组织的性质上。一是对自治的事务要清晰严格的界定，属于群众内部自治事务，由村庄共同体内部完成；二是基层政府要避免包办替代，避免一切基层事务均由政府兜底。村子里面属于内部的事务，可以去动员引导，但不能代替。扫黑除恶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持续打击“村霸”，防止黑霸势力、家族宗族势力等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蚀和影响。吕德文表示，近年来通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法队伍的整顿，一大批挟持基层政权的村霸被清除出村干部队伍。黑恶势力生长的根源、土壤都不复存在，历史的存量基本清除。此外，随着基层规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例如“四议两公开”“办事留痕”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对村干部的监督基本上做到全覆盖，无死角，黑恶势力增量空间也很小。吕德文认为，“扫灰”是“扫黑”的基础性工作。一些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隐藏了大量的微小权力支配下的灰色利益。扫除农村黑恶势力，关键之处是清除其生存的灰色空间；同时，因为恶势力更具有隐蔽性，故要在常态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打早打小”，第一时间掐断恶势力脉搏，还社会以安全，还基层以清明。针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法制乡村建设，创新一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枫桥式人民法庭”。吕德文强调，“枫桥经验”是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核心内涵就是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提“枫桥经验”，就是适应新形势下的政法工作，迎合新的社会变化。“以前每个村公安民警要到村里面去走访，现在可能走访都不一定需要了。”吕德文强调，“枫桥经验”就是要走群众路线，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吕德文认为，“枫桥经验”是新中国政法工作走群众路线的必然产物，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这一特色主要体现为，专门工作并不简单依赖于专门机关展开，而是充分运用群众工作方法，努力做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以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