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近日发布的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了具体部署。乡村振兴更多的是指乡村的整体振兴，是工农城乡关系的重构，是劳动力、土地、资本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优化配置。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必然伴随着部分村庄的重组、人口和产业等要素的重聚。为此，必须把握两大核心线索。要破解乡村的窘境、弥补乡村的短板，县城是关键。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所指出的，要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丰富乡村经济业态，拓展农民增收空间；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由此，“城—镇—村”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大核心线索。
县域经济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引擎。对全国县域数据的分析表明，县城的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城乡收入差距的比值会降低9.6%。农民在本地的非农就业，会使其家庭消费总额比务农家庭显著高出15.5%—28.2%。广大农村地区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场域，存有巨大的拓展空间。就全国的数据看，202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31元，约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9.07%。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2020年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143元，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08%。按照国际上60%的相对贫困线标准，无论是从全国还是从广东看，农村普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潜力巨大。以广东省目前71.4%的城镇化水平为参照，如果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目前城市水平的40%提升到60%，那么广东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内需）至少可以扩大7000亿元。事实上，县域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是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有强大的县域经济、制造业产业集群和实体经济基础，“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城乡差别自然就会被极大地消弭。合理布局“城—镇—村”是发展县域经济的关键。发展县域经济，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当然不只是发展县城，而是基于地理、人口、交通及经济等因素下的县城、中心镇和中心村的优化布局，以避免县域范围内的城乡分割与发展不均衡。县域城镇化既可以诱导农业人口转移，推进农业规模经营；也可以诱导要素流动，改善土地资源利用绩效；还可以聚集人力资本，促进乡村经济业态转型升级，进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关键是发挥县域城镇作为“农头城尾”在城市和乡村、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重要节点作用，以县域城镇化为路径，科学规划，推进城乡功能的融合、互促与互补，促进城乡以及城市等级体系的产业融入分工体系，实现从县域经济到镇域经济再到村庄经济的全面振兴。其中，农村小城镇里的产业集群生产各种工业制造业的零部件，为骨干城市的现代制造业提供坚实的供应链支持。相应地，骨干城市的现代制造业发展，也成为农村小城镇产业集群式发展的重要支撑。为此，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并发挥县域城镇化的功能，充分发挥县域城镇的区域辐射力，合理布局“城—镇—村”，以破除长期困扰城乡的“中心—边缘”难题，使县域城镇的溢出效应得到充分发挥，让乡村居民对城镇要素及其相关服务具有可及性，确保可得性；让生产要素在城乡得以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使乡村搭上可持续发展的快车。另一方面，要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将乡村纳入城镇辐射范围，让乡、城变得不再是那么遥远甚至割裂；使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得到保护和展示，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弘扬，乡村的产业、生态、历史文化资源得到更进一步挖掘，乡村更加美丽，进而全面振兴。产业兴才有乡村旺。产业发展决定就业需求，有了产业的发展，才有人口、人才及其他生产要素的集聚，才有乡村的兴旺。虽然2019年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只有44.38%，即使到203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2050年达到80%左右，未来在乡村的人口总量规模仍然不小。但是，现有乡村产业大多存在发展质量不高、产业活力不足和同质化竞争严重、产业特色不明显等问题，加剧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更多地从农村流向城市，造成农村资本、技术要素短缺和农村凋敝。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典型的“精英移民”特征，即农村转移人口在年龄、受教育程度、思想观念以及体力等方面明显优于农村留守人口，进一步加剧了乡村产业的萧条凋敝，增添乡村产业发展难、人才留住难、资本进入难以及要素集聚难等“四大难题”，影响乡村全面振兴。由此，以产业发展带动乡村发展，以产业集聚促进人口和生产要素集聚和县域城镇发展，“产—园—人”就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另一大核心线索。基于禀赋优势按照产业链驱动要求发展乡村特色富民产业。城乡功能定位差异天然地决定了乡村产业发展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准则，而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及传统农业的弱质性又决定了农业转型发展成为必然。由此，发掘乡村资源优势，传承乡村文化传统，严格遵循生态优先，优化乡村产业发展路径，转变乡村产业经营模式，推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提升乡村产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成为乡村特色富民产业发展的根本要领。一方面，按照产业链与价值链的要求，以优势特色产业为核心，以提升产业竞争力为目标，以龙头产业和农业企业为依托，鼓励农地流转，支持规模经营，以贮藏保鲜、冷链物流、加工增值为重点，大力发展项目农业，加快发展农产品生产、清洗、分级、包装、保鲜、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另一方面，加快形成农业服务业的产业集群优势，培育发展种子种苗、农产品配送产业、观光休闲旅游农业等农业服务产业及涉农相关产业。充分利用乡村禀赋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绿色生态文化，顺应现代休闲文化，凸显乡村山水美景，打造以农耕文明为主题的全域旅游观光农业产业链，以产业发展带动乡村人丁兴旺，以人口流动和要素集聚促进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助力乡村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基于集群效应按照园区化驱动要求推进乡村产业、人口集聚。历史的经验和现实已经证明，分散的、细碎化的、小规模的产业格局既难以获得规模经济与分工经济，也难以做成品牌获得市场整合和声誉效应。需要通过“以产入园，以园建城，以城带人，以人带地”，推进土地集约化、产业园区化、人口集聚化发展，促使农户分散经营转向龙头企业带动，龙头企业的发展则由单家独户转向园区聚集，通过园区建设带动农业规模经营，通过规模经营拉动企业集群发展，走向产业化经营。通过商旅提升，推动“园镇一体、产城融合”，建设宜居、宜闲、宜商、宜业的“四宜城镇”，推进农村小城镇化，强化县城与中心镇的增长极作用，充分发挥城镇连接城乡的节点和纽带作用，以农业功能拓展营造优质后花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着力发展与物流和商贸相配套的涉农经济，实现农业发展、生态保护与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建设的有机整合，带动与农相关的其他产业发展，激发农村活力，培育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加速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广东经济学会会长；罗明忠：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广东省高校特色新型智库广东乡村振兴与贫困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