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昨日召开，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戳视频↓↓↓
今天（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研究促进共同富裕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明确了共同富裕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三个“多”：一是人数多，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二是内容多，物质生活要富裕，精神生活也要富裕；三是步骤多，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逐步实现。实现共同富裕就像做蛋糕，既要做大，还要分好。“做大”要靠高质量的发展，而“分好”则要靠制度性的安排。要用好创新和教育这两大“原料”，不断探索新的“制作方法”，给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而致富的步子可大可小、步伐有快有慢，关键要靠制度安排来调整节奏，实现“先富带动后富”。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收入分配要更加均衡、基层保障要更加精准，既要分得匀，还要兜得住，不断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力争让所有人都能品尝到蛋糕的美味。· 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
· 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
·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
· 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
· 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 做好金融市场舆情引导
· 深化信用体系建设，发挥信用在金融风险识别、监测、管理、处置等环节的基础作用
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时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要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会议强调，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要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要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合法致富，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良好舆论环境。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表示，会议要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积极的取向没有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政策不需要回归常态，即以支持结构转型为主要目标，而非全面兜底经济增长。从财政收入和支出增速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其财政可持续性面临的挑战都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无疑会更加有所侧重，比如生态文明建设、基层“三保”、节能减排、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具体而言，何代欣认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可能包括交通、农业、民生基础设施等，涵盖重点领域和重点人群。另外，在“紧平衡”的条件下，财政还将注重提高资金的使用效能，节省非必要工程项目的支出。对于“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建议，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按要素参与分配的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在税收方面，刘元春建议，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扩大综合征收范围。在现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的基础上，根据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支出变化情况，适时调整专项附加扣除范围和标准。在社保方面，他建议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推进社保转移接续，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向纵深发展，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由广覆盖向全覆盖转变。同时，遵循激励相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现行的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关于高收入群体收入的调节问题，何代欣表示，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占有很大比例社会财富的极少数人群的财富总量一直处在上升通道，世界各国都在利用税收政策、鼓励捐赠等方式调节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对我国而言，在收入调节的过程当中，政策应注意更加科学务实，真正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保护好企业家精神、稀缺劳动资源等，确保不破坏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同时有效推进依法治国等制度建设。会议强调，确保经济金融大局稳定，意义十分重大。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系统观念，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要夯实金融稳定的基础，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势头，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在处置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金融风险。要落实地方党政同责，压实各方责任，畅通机制、明确职责、分工配合、形成合力。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提升金融系统干部队伍监管能力，提高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一体推进惩治金融腐败和防控金融风险，加快重点领域改革，做好金融市场舆情引导。要加强金融法治和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信用体系建设，发挥信用在金融风险识别、监测、管理、处置等环节的基础作用。此前央行2021年下半年工作会议要求，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密切监测、排查重点领域风险点。落实重大金融风险问责、金融风险通报等制度。强化地方党政风险处置属地责任。推动做好重点省份高风险机构数量压降工作。分析人士认为，应加快监管科技建设和提升监管科技应用能力。经济活动中的金融风险与生俱来，同时，会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需要监管部门不断强化监管科技建设，完善监管科技的风险监测功能，在技术手段层面实现穿透式监管，覆盖市场多层次主体的风险识别，提升监管效率和防止监管死角，发挥监管科技精准监管的特性，为防范化解风险提供有力保障。此外，金融防风险必须居安思危，一刻也不能松懈。当前仍需重点关注多个方面的风险，比如房地产泡沫化金融化、不良资产反弹、影子银行死灰复燃、规范互联网平台金融业务等，这些需要通过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有序处置重点领域突出风险，不断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波日前表示，应建立全覆盖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重点加强对加杠杆行为、债务及金融周期的监测，有针对性地创设政策工具，做好重点领域的宏观审慎管理，逐步将主要的、重要的、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活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管理。
